[54]而后者授权立法是以法律的形式。

关于立法解释的内涵，论者多与违宪审查机关的宪法解释活动联系在一起，即将其理解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裁决宪法争议、[1]履行护宪职责、 [2]实施宪法监督[3]过程中对宪法进行的解释，类似于美国和日本的普通法院、欧陆国家宪法法院的状况。[20]See A. Daniel Oliver-Lalana, Legitimacy through Rationality: Parliamentary Argumentation as RationalJustification of Laws，in Luc J. Wintgens（ed.），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egislation: Essays inLegisprudence （Aldershot: Ashgate, 2005），p.240.[21]See Id.，at 242.[22]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第二版），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68]其二，即便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违宪的法规、规章，使其完全归于无效，从维护法秩序的安定性角度出发，也未必需要否定已经生效的个案裁判的效力。[18]工藤达朗编『ドイツの宪法裁判—连邦宪法裁判所の组织·手统·榷限』（中央大学出版部·2002年）201页を参照。即便是域外的司法违宪审查机关在个案中解释宪法时，也未必一定诉诸具体的宪法条文，而是可能从宪法整体的精神出发，就个案做出判决。[31]上述区别既有规范层面的，也有事实层面的，但都不能否定立法机关理性证立其宪法判断可能性。[71]林来梵教授也主张实现立法机关与宪法审查机关在物理形态上的分离，即直接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使其成为另一个独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常设机构，并认为这种制度安排与其说削弱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能，不如说双重意义上强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项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规定依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实施情况制定的有19部，占6.76％。《宪法与实在宪法》的国体学说很大程度上是《立宪国家中的政治权力和国家形式问题》一文的拓展。

在宪政德国存在的十三年历史中，被迫诉诸这一条款的单独事例就有250次以上。各邦对于联邦的政治影响各有不同，联邦和各邦相处的核心准据并非命令—服从关系，而是联邦友好原则（Das Gesetz der Bundesfreundlichkeit）。 尹辉煌，法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来源：《交大法学》2023年第5期 进入专题： 宪法学 实在宪法 国家整合 精神科学 魏玛宪制 主权 。[22]找回国家的现有理论努力归于失败，但却提供了重要启示。

相对于施米特，斯门德的理论又显得调和意味太浓。凯尔森特意提及，在传统定义下，实质意义的宪法与臣民、国家权力紧密相连。

[18]曾韬敏锐地察觉到，《宪法学说》中所使用的学说/理论（lehre）一词，展现了其在知识体系化上的雄心。因此，整合学说是柔和却无所指的理论，无法真正弥合社会的分裂。例如，国家监察（Reichsaufsicht）和地方监察（Kommunalaufsicht）应当共享同一套法律逻辑：上级监察部门可就下级机关公法义务的履行情况行使监察权。黑勒早年深受黑格尔国家理论影响，后来又与李特和新黑格尔主义代表人物汉斯·弗莱尔（Hans Freyer）关系密切，重视社会的整体关联与作为文化内容（Kulturgehalt）的国家。

司法活动主要服从法的内在价值，整合法律共同体，由此间接推进国家整合。基于此，斯门德以成熟的整合观重构国家法的基本议题。[64][美]罗斯托：《宪法专政》，孟涛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其中，议会在国家机关中居于前位，意味着议会制成为国家生活的崭新框架。

在论述总统与议会、联邦与各州的关系时，斯门德反复提及整合协商等词，国家事务似乎与某一团体的事务毫无二致。[16]以基尔克为例，前批判理论有其内在的发展。

[6]这种无国家的国家法学，主要有两种类型。[34]见前注[2]，斯门德书，第88页。

这种国家图景和思维方式在国家理论中广遭拒绝，对于国家理论和独裁权力这一复杂问题而言是一种绝大的幸事。[4]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73]社会主义致力于通过教育造就新人，打开通向社会团结的道路——在理想的社会主义政治图景中，根本没有斗争和少数派的存在空间。[35]Vgl. Rudolf Smend, Die politische Gewalt im Verfassungstaat und das Problem der Staatsform, in: Staatsrechtliche Abhandlungen,3. Aufl.,1994, S.85[36]Vgl. Rudolf Smend, Integration，in: Staatsrechtliche Abhandlungen,3. Aufl.,1994, S.483 f.[37]参见[德]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86页。希特勒从1921年开始任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首，鼓吹纳粹主义。其一，缺乏对法律生活的体察。

古代政治思想是整体先于部分，现代则是个人自然权利优先。[30]见前注[2]，斯门德书，第18页。

[51]联邦宪法法院说明了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和客观法的双重性质，也引述整合理论证明基本权利的内在价值。见前注[6]，施托莱斯书，第109—111页。

[7]《宪法和实在宪法》进一步批评：尽管拉班德的方法极大提升了概念技术，但也为更深刻地理解对象制造了障碍。[49]传统的三分法（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机械地以统治者数量为标准，并不能有效理解国体。

斯门德仅仅停留在价值层面之上，并未深入探究权力运作的机制，这主要体现在总统的组阁权和独裁权上。这也是理想类型的划分，完全纯粹的某种整合实际上并不存在。章永乐：《近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政治吸纳/整合缺位——以1914年北洋政府宪制改革为中心》，载《北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1期。这不仅是国家理论的危机，也是国家法的危机。

韦伯将国家理解为一种运营（Betrieb），行政管理和暴力使用是核心，唯此才能排除个体意志的反对，推动政治行动。因此，个体必须在政治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把自己整合进入其中——并非被动地作为大众中的一个原子，也非自然而然地处于一个生理的甚至是机械的过程中，而是自由努力地按照上帝的意志来完成天职，并通过不断更新的意志融入政治共同体，使其越来越符合上帝意志。

1945年他发表的《国家与政治》（Staat und Politik）不仅讨论了韦伯关于政治道德与恶的手段的联系，也注意到现代政党和政治宣传为伪善者提供的表演舞台。赵真：《没有国家的国家理论——读〈社会学与法学的国家概念〉》，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

格贝尔将实证国家法学从陈旧的汇编模式改造为完整的概念体系，保罗·拉班德（Paul Laband）继续将政治视同为幻想并从法律科学中驱逐。与此相比，魏玛宪法更明显地体现了单一制因素，这固然因为民主革命带来的确定新正当性的需求，实际上动摇了国家统一的基础。

[64]毫不夸张地说，《魏玛宪法》第48条的运作决定着魏玛共和国的生死。Vgl. Günther Holstein, Von Aufgaben und Zielen heutiger Staatsrechtswissenschaft, A?R 50(1926), S.1.他将国民的相互理解视为历史自然法的体现。尽管被固定于符号、形式和律法中，统一性构造却始终处于流变之中。二、整合国家法的基本主张在魏玛德国风雨飘摇的政治现实中，整合一词无疑能引起广泛的共鸣。

对权力的形式化规定的确不能应对多变的政治现实，整合可以作为权力配置的基本价值。魏玛总统的独裁权更是争议焦点。

前批判理论视域下的政治和国家处于神圣精神驱动下的和谐状态。质的整合由历史生成，决定了现实政治秩序，国家无须寻找外在的目的作为正当性基础。

[19]施米特认为，宪法律只具有相对意义，其效力来自绝对意义的宪法。《宪法与实在宪法》较为体系地展现了斯门德的方法论以及对魏玛宪制的理解，其宏大的理论抱负展露无遗。